戏曲巨匠马健翎
在陕西戏曲界的最高殿堂——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排练场外的花园里，有一尊高大的铜质雕像，花岗岩底座上镌刻着“人民艺术家——马健翎”几个刚劲的字。雕像上，一位“美髯公”身披大衣，手拄拐杖，凝视前方，显得刚毅睿智。他就是著名剧作家马健翎先生。
健翎喻示在艺术上一飞冲天
2017年11月的一个极寒冷的冬夜，纪念马健翎诞辰110周年大型戏曲晚会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举行，因为有众多戏剧“梅花奖”得主倾情献艺，这场演出可谓一票难求。许多戏迷从四面八方奔来，聚拢在研究院剧场内外，谈论着马健翎创作改编、至今盛演不衰的经典剧目，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1907年，马健翎出生于陕北米脂一个贫民之家，父亲曾是乡村教师，因思想进步被革职；兄长做党的地下工作，因叛徒告密而英勇就义，这样的家庭为马健翎的成长营造了极其特殊的氛围。他名飞雕，健翎是他的字，杜甫有诗“何当有翅翎，飞去堕尔前”，健翎既表明一飞冲天的壮志，又与他日后从事戏剧事业相契合：翎子多用于戏剧人物身上，头插两根翎子的小生，往往扮相英俊，雄健英武。
马健翎17岁考入榆林中学，四年后留校任教，20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懂乐器，尤其擅长讲故事，经常带学生排演思想进步的戏，很快被国民党特务盯上，差点被逮捕，他只好逃离陕北顶替兄长马云程进入北京大学学习。第二年，他借回西安探望生病兄长的机会，观看易俗社等很多班社演出的新戏，对王天民、李正敏、苏哲民、耿善民等名角的表演大为赞叹，从此对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马健翎从一个进步青年，成长为一代戏剧巨匠，主要有几方面因素：一是米脂以及陕北地区，民间说唱、戏曲艺术土壤丰厚，让他从小就受到艺术的滋养；二是他在北京大学曾悉心学习哲学、《诗经》、宋词元曲，这为他戏曲创作打下牢固的文学基础；三是他行走陕北、求学北京，后因生活所迫赴河北任教，在四处奔波、风雨飘摇的人生中，他广泛接触了社会，了解了民众疾苦，领会到戏剧创作的大方向。
马健翎在北京大学就读期间，常去戏院看戏，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等表演艺术家的戏无一不看。当时他经济十分艰难，一次为了买戏票，竟在寒冷的冬天当了自己的一件棉袍，这件事被同学们知道后，大家凑钱才把棉袍赎回来。
《血泪仇》传唱近80年堪称经典
抗战爆发后，马健翎回到陕北，在延安师范任教，并组建乡土剧团，自己兼任编剧和导演。这期间他创作了多部话剧、秦腔，极大地鼓舞民众抗日热情，其中秦腔《中国魂》久演不衰，成为他的代表作。紧接着，在毛泽东倡导下，马健翎与诗人柯仲平一道，成立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即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前身）。
对现代人来说，马健翎的名字已相当陌生，但提起他创作的戏剧作品，那真是如雷贯耳，戏迷们耳熟能详。就拿《血泪仇》来说，堪称秦腔现代戏的经典，这出戏讲述了贫苦农民一家老小从国统区河南到陕甘宁边区的艰难经历，其中“手托孙女好悲伤，两个孩子都没娘……”的一段唱，苦音苍凉，激昂悲愤，流传至今。眉户剧《十二把镰刀》则描写了陕甘宁边区青年铁匠王二、桂兰夫妇，为支援部队生产，通宵达旦赶打十二把镰刀的故事。全剧只有一场，两个人物，故事结构简单，尽管如此却给观众留下剧情集中、人物单纯、主题鲜明之感。除此之外，马健翎创作的《一条路》《穷人恨》《大家喜欢》《保卫和平》《查路条》等秦腔、眉户剧，唱词真切质朴，生活气息浓郁，极大地鼓舞了民众的抗日热情，成为传唱近80年的“红色经典”。
“你从哪达来，从老百姓中来。你又往哪达去到老百姓中去……”民众剧团团歌中的“民众意识”，使马健翎的创作贴近大地，与民众相通，他的作品传递着底层老百姓的生命呐喊之声，引发了整个陕甘宁边区乃至所有解放区军民的情感互动。
马健翎既是一位多产的现代戏作家，又是一位创作历史剧、改编传统戏的能手。1942年到1948年，经他编写、改编的戏曲作品就有《打渔杀家》《葫芦峪》《王佐断臂》《回荆州》《斩马谡》《金沙滩》《反徐州》《八大锤》《顾大嫂》《鱼腹山》《伍员逃国》等十多部。这些剧作情节感人，语言生动，人物形象丰满，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广泛演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曾观看过部分戏剧的演出，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鼓励，马健翎也被边区政府授予“人民群众的艺术家”称号。
谈艺术“观众不买账啥都不顶”
新中国成立后，马健翎担任西北戏曲研究院院长（今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此时，他的创作从现代戏转为历史剧。在陕西广大地区特别是乡村，传统戏可谓久演不衰，其中的人物、情节以及前辈演员的表演都令戏迷们津津乐道。改编传统戏，如何保留精华，去其糟粕，便是一件需要十分谨慎的事，高手往往在保持其原汁原味的同时，“化腐朽为神奇”。
陕西乡间形容女子娇媚，多称其像“胡凤莲”，而说小伙帅，就称赞他是“田玉川”，这两个在陕西家喻户晓的戏剧人物，出自秦腔经典剧目《游龟山》。《游龟山》原名《蝴蝶杯》，1932年由西安易俗社赴北平首演。1952年，马健翎将两本《蝴蝶杯》改编为一本《游龟山》，去粗取精，使剧情紧凑，人物形象传神，剧本在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荣获剧本奖。在那次观摩大会上，西安易俗社18岁旦角演员肖若兰因主演《游龟山》中的胡凤莲一角，一举成名。而《游龟山》《藏舟》一折中“耳听的谯楼上二更四点， 小舟内难坏我胡女凤莲……”委婉细腻的唱段，更成为肖派代表性唱段，显示了马健翎剧作诗情画意的浪漫之美。像《游龟山》这样成功的改编，还有传统戏《四进士》《太平庄》《游西湖》《窦娥冤》《赵氏孤儿》等，几十年来，这些剧目盛演不衰，成就了马健翎，也成就了众多的秦腔名角。
不论是现代戏还是改编传统剧，经马健翎之手推出的秦腔、眉户、碗碗腔何以如此受群众欢迎，成为后人难以超越的高峰有专家认为，马健翎的创作实践所留下的最宝贵经验是：戏曲必须走大众化的路子，既要反对庸俗，更要反对一味地雅化。据省戏曲研究院一些老演员讲，马健翎每次将剧本创作完稿后，先要拿去给炊事员们念，如果这些人听不懂或者不喜欢，他就会反复修改，直到他们点头为止……
著名剧作家陈彦认为，马健翎不仅在艺术上独领风标，更是一位懂行的卓越管理者。“他1941年从柯仲平手中接过民众剧团大旗，1949年率团奉调进入西安，尽管当时身兼诸多重要职务，但他始终认为惟有‘扎扎实实搞戏才是本行’，为此他甚至放弃更高的职务升迁。”
陈彦认为，马健翎先生管理的核心，第一是“先把人拢到一起”。这种人才观，不仅把西北五省区的众多戏曲精英“抟在了一堆儿”，还把远在福建的著名国画家蔡鹤洲、蔡鹤汀兄弟都吸引来为剧团“画布景”。第二是“观众不买账啥都不顶”。这不仅是一种创作指导思想，更是一种市场经营理念。三是“一棵菜精神”。所谓“一棵菜”，就是一台戏的演出要像一棵完整的大白菜那样有向心力，偕同力和协调性，这便是马健翎先生获得创作与管理双丰收的根本经验。加之他真正的爱戏、懂戏、用生命营养戏的情怀与精神，最终把一个“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乡土剧团”，带到了集研究、教学与示范演出于一体的“西北秦腔最高学府”的艺术高地。
长安体验生活与柳青共话艺术
生活，是马健翎戏剧创作的源泉，也是他悟出现代戏舞台上“像与不像”的根本。
著名秦腔表演艺术家吴德回忆说，上世纪50年代，为了从生活中汲取更多的创作素材，马健翎先生甘愿长期住在离西安城约30公里的长安县贾里村，作为他和剧院演职人员长期深入生活的创作基地。“他带着我们深入农村体验生活，将现代戏的表演课堂带到现实生活中。他要求我们广泛地和农民交朋友，并将自己的见闻或感到有趣的人和事，随时记录下来，作为创作的素材和资料，同时这也是作业，必要时，他要亲自抽查。”当时农村条件艰苦，为了改善演职人员的伙食，有一次马健翎院长拿出自己的稿费，叫人到西安饭庄买了一蒲篮腊牛肉送到贾里村，让大家十分感动。
吴德至今记得，马健翎院长当时就住在贾里村一孔经过简单修整的破窑里，离窑门20米就是滔滔河流，河水清澈，鱼虾游弋，青翠的终南山近在咫尺。马院长又让人在院里栽些桃树、杏树，便对这个创作环境很满意了。离此地不远，就是著名作家柳青写作《创业史》的生活基地，长安县皇甫村。柳青也是早期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的文化教员之一，和马健翎曾在一个锅里搅过勺把,他们是无话不说的老同志、老战友。当时，马健翎和柳青在长安时常相聚，谈论文学艺术。
1965年，是马健翎生命的最后一年，这年，戏曲研究院排练眉户剧《雷锋》，参加演出的戏曲名家焦瑞霞清楚地记得，当时身患重疾、疲累不堪的马健翎先生就躺在排练场的一张光板床上，看着演员们排戏。有一场是生病住院的雷锋不顾护士劝阻，非要去救火的戏，正当大家作难这场戏怎么处理时，躺在床板上的马健翎突然站起，几步走到窗前，一跃从面前一扇1米多高的窗户跳了过去，给演员们做示范，全然忘了自己的身体，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随之茅塞顿开。
2006年，马健翎百年诞辰的前一年，省戏曲研究院决定为他立一座雕像，使其艺术风范永存。几乎是自发的，近百名艺术家和管理者捐了款。马健翎昔日的文学秘书、著名导演陈薪伊听说后，先带头慷慨捐赠一万元，著名表演艺术家李瑞芳捐赠两万元。雕像落成后，研究院几代艺术家纷纷赶来观看，有人感慨：“老院长永远不会走了。”十多年后的今天，马健翎先生创作改编的众多剧目依然流传于西北大地，一代又一代演员塑造着他剧本中的角色，践行着高台教化的职责，这就是艺术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