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可的戏剧人生

						
 
      
 他于上世纪20年代初出生在山东省青州市一个满族家庭，童年时代既有小少爷生活，又有城市穷孩子经历；他狂放不羁，中学时作文触犯时忌，两次被校方开除；他16岁参加抗日游击队，不久被送到晋察冀军区军政学校学习，毕业后长期从事文艺宣传工作；他亲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以及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他著作颇丰，多部剧作荣获国家级大奖，有的被译成多国文字出版；他荣获中国戏剧家协会授予的“终身成就奖”。 
  
 ——他就是当代杰出戏剧家胡可先生 
     
 一、童年颠沛流离 少年弃学从戎 
  
 “在斑驳的童年记忆里，既有养尊处优的小少爷生活，又有城市穷孩子的经历。随着年龄的增长，留在记忆里的秦淮河上的桨声灯影和北平胡同里的叫卖声已渐渐淡去，时常引起我思念的是我的故乡青州和济南。青州有我的童年伙伴，有我的启蒙老师，有我的切磋文学的挚友；而济南那湖光山色，那石板路下的淙淙泉水，那少年同学的友谊，那开启我心扉的书刊，那激荡我心潮的救亡歌曲和电影、话剧，更使我难以忘怀。”胡可在他的《烽烟·戏剧·人生——胡可自述》里，用这样的笔触回忆了自己童年和少年时的成长经历。 
  
 童年居所靠近军营 跟随父亲多地流离 
  
 胡可于1921年出生在青州一个满族家庭。父亲年轻时被清政府选派到日本士官学校学军事，回国后成了一名军官。胡可出生时父亲已升为团长，在胶济铁路沿线驻防。他四五岁时和两个哥哥一个妹妹随父母住在坊子车站附近的一个院落里，每天都能看到父亲戎装回家，军帽一摘，头上冒着热汗的形象。熟悉的声音是从不远处军营中传来的军号声和时近时远的火车隆隆声。他家住的是一所西式平方，屋顶上有一只公鸡形状的风向标，房子里有一个带着大喇叭的留声机，可以听到里边传出的军乐和“洋人大笑”。室外是一片草地，至今，胡可还记得坐在草地上看栅栏外落日余晖的情景。后来，他父亲和他的队伍去南方打仗了，胡可兄妹四人随患病的母亲回到青州老家，与孀居多年的大伯母及堂兄堂妹住在一起。不久，他母亲因听到丈夫战败下落不明的传言，心情抑郁而去世。 
  
 后来，父亲因为和直系军阀孙传芳曾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而被孙留用。胡可兄妹四人便被接到南京，在那里，父亲又娶了第二任妻子。半年后，北阀军逼近长江，父亲脱离在九江的临时差事，悄悄赶回南京，带了全家登车北上，投奔在北平做官的四叔。那年胡可5岁。第二年，他与两个哥哥到位于灯市口的育英附属小学读书。他8岁那年，父亲在山东济宁谋到一个局长的差使，没想到上任前在济南突发脑溢血去世。父亲的死改变了全家的命运。1929年冬天，四叔又把胡可全家送回青州老家。 
  
 当时，胡可的老家除了20多亩地出租外，并没有其他经济来源，实际生活水平接近城市贫农。但是，主持家务的大伯母和堂兄极力维持门第的尊严，维持胡可兄弟的学业，让胡可的大哥胡刚去济南第一师范就读，让胡可和二哥胡旭进入当地第四师范附小读书。两年后，“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当老师把这个消息向同学们讲述时，同学们跟着老师哭了起来。民族的危亡、屈辱的外交，在胡可幼小的心灵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狂放中学时代 两次被校方开除 
  
 飘零的身世造就了胡可狂放不羁的性格，接触到新思想的同时，更形成了他的反叛精神。1933年夏天，他考入设在青州的省立第十中学(今青州一中)，和几个爱好文学的同学组织了一个叫“土城社”的小团体，课外聚在一起高谈阔论，传阅喜爱的书刊和习作。由于作文中触犯了时忌和编演讽刺老师的闹剧等原因，读完第二学期，胡可就被校方“勒令退学”了。为了继续学业，胡可和二哥胡旭一起去了济南。胡旭考入济南乡村师范学校插班，胡可考入济南省立第一中学。1935年冬，在响应“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浪潮中，胡可表现积极，被推举为班级代表。这年寒假，毕业于济南第一师范的大哥胡刚，对弟弟进行了一次启蒙教育，从劳动、剩余价值、剥削到阶级和阶级斗争，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他讲的道理引起胡可的极大兴趣。回到学校后，他开始寻找当时的进步书刊阅读，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张仲实的《唯物论辩证法讲话》等。 
  
 1936年秋天，胡可因在壁报上撰文反对当局压制抗日运动对日妥协的错误政策，被训育主任叫去，胡可同他争辩，并采取了自动离校的幼稚举动。次日，校方贴出了将他除名的布告。之后，他又转入济南正谊中学，抓紧补上毕业前的功课，以便暑假去北平报考高中。 
  
 弃学从戎 随兄加入抗日游击队 
  
 胡可在济南求学期间，逐渐卷入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之中，并初步树立了革命理想，成为一个向往中国共产党、愿把自己的一生献给革命事业的人。同时，当时进步的电影、戏剧又培养了他对戏剧的兴趣。山东省立剧院演出的田汉的话剧《回春之曲》《湖上的悲剧》，文学杂志上刊登的曹禺的话剧《雷雨》《日出》，都深深地打动了他。 
  
 1937年夏天，胡可从济南去北平报考高中，车到丰台，见站台上满是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其中几个还持枪到车厢里盘查，气氛十分紧张。到北平后才知道，原来盘踞在丰台的日本军队同驻守在宛平卢沟桥的国民党二十九军发生了武装冲突。当时还不知道这就是后来人们常常说起的那个标志着抗日战争爆发的“卢沟桥事变”。那是一个闷热的夏天，北平城里人心惶惶。不久，日本军队开进了北平，插了太阳旗的军车在长安街上疾驶，府右街口的日本哨兵大声地呵斥着路上的行人。胡可感到国土被践踏，国民被欺辱，心情十分痛苦抑郁，报考高中也没有了心思。 
  
 当时，胡可的二哥胡旭在北平读高中，已是地下共产党员。一天晚上，他向胡可告别，说自己已经参加了北平郊区的抗日游击队，嘱咐弟弟安排好今后的生活。听说抗日游击队，无异于在黑暗里见到了火光，胡可执意要哥哥带他同去，哥哥拗不过他，也就同意了。第二天，他们通过西直门日本兵的哨卡，搭乘公共汽车到了北平西北郊游击队第三总部。 
  
 这支抗日游击队，是由“七七”事变前潜入关内的一部分东北义勇军和北平地下党组织派出的人员组成，还有我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和大批进步学生。另外，游击队从德胜门外河北省第二监狱救出全部犯人，其中不少犯人成了游击队队员，政治犯中许多是多年的老党员。胡可与他们朝夕相处，深受感染和教育。他在四个月的游击队生活里学会了打枪，并参加了三次战斗。不过，这支游击队还是一支带有浓厚游击习气和旧军队作风的散漫队伍。 
  
 二、在部队搞文艺 从此迷上戏剧 
  
 1937年12月，16岁的胡可被送到军区所属的军政学校学习。在这里，胡可开始过上严格的军人生活，因为年龄较小，又在军校参加过文艺活动，他被认为适合做文艺工作，被分配到军区宣传队做了一名宣传员。当时，宣传队的主要任务是演戏，胡可对演戏颇有兴趣，在全民抗战的热潮中，他和一群青年人得以用文艺的武器进行战斗，感到莫大的幸福。1939年夏，胡可开始尝试写歌词和剧本，从一个演员逐渐成为一名剧作者。 
  
 具备了军人素质 加入军区宣传队 
  
 胡可参加的这支抗日游击队活动了几个月后，于1937年12月到达河北西部山区，同聂荣臻率领的八路军会合。当时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军区刚刚建立，游击队改编为八路军的一个支队。胡可在改编前被送到军区所属的军政学校学习，时年16岁。晋察冀军政学校以115师随营学校为基础，设在阜平县西庄村一所大寺院里。校长孙毅是参加过宁都起义的老红军，曾担任过红一军团的参谋长。同学们大都是在抗战热潮中涌入部队的知识青年，以从部队抽调来的班排长为骨干。 
  
 在这所学校里，胡可开始了严格的军人生活，在军号声中集合站队、上课出操、被子叠得方方正正，吃的是小米饭，全班围着一盆白菜豆腐粉条狼吞虎咽。课程很紧张，政治课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军队的政治工作》，教员由黄敬、邓拓、舒同分别担任；军事课则从军人姿态、列队训练学起，接着是射击、投弹、刺杀，一直到班进攻、排进攻、连进攻和游击战术，教员由区队长、大队长和孙毅校长担任。上课前和行进途中都要唱歌：《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工农兵学商》《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经过四个月的学习锻炼，胡可这个狂妄的中学生、自由散漫的小游击队员，具有了革命军人应有的素质，懂得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了组织纪律观念，习惯了军队的紧张生活。军政学校是为适应敌后抗日武装急速发展的需要而培养基层干部的。1938年春，学员们毕业后大都分配到部队担任了连长、副连长、指导员、副指导员、参谋、干事，而胡可因为年龄较小，又在军校参加过文艺活动，被认为适合做文艺工作，被分配到军区宣传队做了一名宣传员。 
  
 对演戏颇有兴趣 尝试写歌词和剧本 
  
 1938年4月，胡可背着背包来到军区政治部在山西五台山下的驻地报到。宣传队的主要任务是演戏，胡可对演戏颇有兴趣，来到宣传队不久，便在一部叫《警觉》的戏里顶替了别人的角色。由于口齿清楚，会讲普通话且会做多种表情，胡可受到重视，几乎在每部戏里都担任角色。 
  
 军区司令部驻地金刚库村距宣传队驻地大甘河村不远，每当集会，宣传队就在戏台上挂起幕布，点起汽灯进行演出，军区首长和司政机关的干部战士同当地群众一起观看，因此胡可经常见到聂荣臻司令员。就在这一年，白求恩来到晋察冀，那是胡可第一次见到白求恩。除了在驻地演出外，他们还去各军分区巡回演出，每人背着20来斤的背包、米袋，跋山涉水，有时到达目的地的当晚还要演出，目标一旦暴露就会挨敌机轰炸，或遭敌人的袭击。在对敌政治攻势中，胡朋(后来成为胡可的妻子)所在的演出队在一个村子隐蔽下来，不料被汉奸告密，遭到敌人的奔袭，突围中女同志方璧牺牲，胡朋负伤，剧作家崔品之被俘后遭杀害，杜烽等几名同志跳崖摔伤。在民族大灾难面前，在全民抗战的热潮中，他们这群青年人得以用文艺的武器进行战斗，感到莫大的幸福。 
  
 1939年初，抗敌剧社进行了整编，成立了戏剧、音乐、舞蹈、书画等队，胡可被任命为戏剧队副队长。从这年夏天开始，他和同志们开始尝试写歌词和剧本。1940年春天，胡可写出了题为《五十九个殉难者》的独幕剧，之后两年，又创作了多幕儿童剧《清明节》《秋风谣》和独幕剧《拂晓以前》《黑老虎》《英雄的末路》《瞎了眼睛的人》等。他从一个演员逐渐成为一名剧作者。 
  
 饱览名著 体验生活的同时搜集素材 
  
 1940年，抗敌剧社建立了以写作为专业的文艺组，组长刘肖芜是从抗大二分校文工团转来的一位有经验的作者。胡可在1941年调到文艺组任副组长，为了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他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文学名著。 
  
 当时，在敌人封锁下的偏僻农村，能够搜集到的书籍实在是太少了。那些从大城市带到山沟来的，那些托人从北平、天津搜求购买来的，或者从华北联大辗转借来的中外文学名著，便成了他极宝贵的精神食粮。在排戏空隙里，在行军途中休息时，在老乡的场院里，在小炕桌的油灯前，他便从这些磨破了封皮的、卷了角的书籍中吮吸着文艺的滋养。像《铁流》《毁灭》《夏伯阳》《被开垦的处女地》《静静的顿河》等苏联小说，都是那个时候读到的。由于做的是戏剧工作，对于能读到的戏剧书籍，胡可更是不肯放过。如田汉的早期剧作《获虎之夜》《湖上的悲剧》，洪深的《五奎桥》等都是从兄弟剧社那里借来的。剧社演出过曹禺的《日出》《雷雨》，俄国名剧《大雷雨》，苏联名剧《前线》《带枪的人》等，在这些戏里胡可都饰演了角色。 
  
 胡可从有创作经验的同志那里懂得了创作需要体验生活搜集素材的道理，后来又学习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懂得了投入火热的斗争生活同工农兵相结合的必要。他曾跟随骑兵团的小部队奔赴平原地区，在青纱帐里伏击敌人；跟随地区支队的侦察员，潜入敌占城关执行任务；跟随地方干部在敌控区钻地道，昼伏夜出进行征粮和锄奸；曾多次冒着生命危险，跟队员们到敌占区或游击区对敌进行“政治攻势”。这些经历对他来说非常珍贵。几年里，他又创作了七八个以瓦解敌伪和鼓舞敌区人民为内容的独幕剧，其中，《枪》在抗战胜利后解放了的张家口街头广场演出。 
  
 三、成为戏剧骨干，出演中外名剧 
  
 抗日战争期间，胡可的主要任务是演戏。当时，为了宣传动员工作的需要，各部队成立了剧社。在工作实践中，人员调进调出，经过多次整编与筛选，胡可一直作为骨干留在演戏岗位上，并和戏剧结下不解之缘。胡可在《日出》《雷雨》及多部外国剧作中演出，结合实践学习名剧的同时，也提高了胡可对剧中人物的认识理解，满足了他对演戏技巧的追求，从而提高了业务水平。 （下转二版） （孙瑞） 
    
 
 
    
 1928年 胡可7岁 
    
 
 
    
 1935年，胡可（后右）和哥哥及小伙伴在济南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