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可的戏剧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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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骨干力量 留在演戏岗位 
  
 胡可从事文艺工作是从演戏开始的，抗日战争期间，他的主要任务是演戏。 
  
 战争年代敌后根据地的戏剧活动，在我国戏剧历史上称得上是一段独具特色的篇章。话剧这一外来剧种，离开大城市来到穷乡僻壤，为缺少文化的农民和子弟兵服务。胡可他们这些年轻的戏剧工作者，在行军、搭台、演出中度过了许多个日日夜夜，把一出出戏剧奉献给渴望文化生活的指战员们和乡亲们。当时，胡可跟大家一起住在老乡家里，服装道具向老乡们借，用毕归还，然后背起背包继续上路。他们编演对敌斗争的戏，也演中外名剧。为党政干部会议演出，也到环境恶劣的敌占区进行“政治攻势”，把演戏当成了战斗。那种随时准备献出生命的战斗豪情，让许多年后的胡可回忆起来仍然非常激动。当时，他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中从事着他的演员工作。 
  
 抗战初期，为了宣传动员工作的需要，各部队成立了剧社。剧社继承红军宣传队的传统，同时也作为储备干部的地方，在工作实践中，人员调进调出，把适于到部队做政治工作的同志另行分配，把适合搞文艺的同志保留下来，多次整编，多次筛选，胡可一直作为骨干留在演戏岗位上。那时剧社演出频繁，胡可饰演的角色多为正面形象，如独幕剧《顺民末路》《游击队》中的队长等，在台上慷慨激昂，讲述抗日道理。后来，他在多幕剧《我们的乡村》中扮演了一个落后农民，改变了人们的印象，大家觉得胡可也可以演丑角，于是此后分配角色时，便不再让他演正面人物，如《王老五逛庙会》中，就让他演了一个滑稽老头王老五。这是一部用各种曲艺形式宣传边区政府施政纲要的剧，王老五带领老婆孩子作为观众穿插其中，是个串场人物。 
  
 揣摩戏剧电影 出演多部中外名剧 
  
 抗战中期，敌后根据地也曾上演一些中外名剧，反映了广大干部希望开阔视野的要求和较高的欣赏需求，同时也反映了文艺工作者希望得到借鉴以提高业务水平的愿望。 
  
 1941年初，剧社排演了《日出》，继而排演了《雷雨》。在《日出》中胡可扮演了胡四，在《雷雨》中扮演了鲁贵。刚开始，对胡四这种人，胡可一无所知，演起来毫无自信。而饰演鲁贵就稍好一些，可以凭幼年的所见所闻以及看过的戏剧电影加以揣摩。 
  
 后来，胡可还在俄国名剧《大雷雨》中扮演儿子奇虹，在苏联名剧《前线》中扮演格尔罗夫的弟弟米朗，在苏联名剧《俄罗斯人》中扮演伪市长哈里托诺夫等。那时，在山沟里演这类大戏是难得的盛事，观众是指战员和驻地老乡们，他们对剧中的人和事，比演员们更不熟悉，所以，无论胡可他们演得好与坏，都会赢得好评。排练演出这些名剧，也是精读这些剧本的过程。结合实践学习名剧，满足了胡可对技巧的追求，从而提高了业务水平。 
  
 胡可还演过日本鬼子。抗日初期的许多戏剧和活报剧中，日本鬼子是一个专门的行当，语言、腔调已形成固定模式：你的、我的、大大的、什么的干活、花姑娘的有、巴格牙鲁等。1941年初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军开展对敌政治攻势，“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和抗敌剧社一起行动，一次在游击区平山县七汲镇演出了独幕剧《糖》，“日人反战同盟”支部长宫本哲志先生自告奋勇饰演了剧中的日本宣抚官，他演得很“生活”，等于做了示范。后来胡可接演了此角，就模仿他的姿态、动作、语言、腔调来演，自然与以往的日本鬼子模式有所不同。 
  
 另外，胡可还观摩了“日人反战同盟”自编自演的话剧《前哨》，把从中得到的对日本军人姿态动作和精神气质等的感受用于人物塑造之中，从而脱离开此类角色的老模式，令观众耳目一新。 
  
 从生活及人物出发 提高演艺水平 
  
 当时，剧社为了提高演职人员的艺术水平，从华北联大文学院借来《演剧六讲》《演员自我修养》等关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小册子，油印后供大家学习。胡可学得不够认真，他自言“一直未能入门”，总习惯根据自己对角色的理解，为之设计语言、腔调、表情、动作，然后在排练演出中付诸实施并不断修正。 
  
 学习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胡可对观察、体验生活更加重视。由于对指战员和农民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扮演起角色来就更有自信，并认识到体验也好，表现也好，演戏时对人物的认识理解是最为重要的。 
  
 1944年，胡可在话剧《戎冠秀》中扮演了戎冠秀的丈夫李有，在话剧《李国瑞》中扮演了指导员王兢生，都做到了从生活出发，从人物出发。原先从外在特征考虑的习惯开始得到克服，从而提高了自己的演艺水平。胡可后来以剧本创作为专业，但还没有脱离演员工作。解放战争当中，他跟随部队活动时间比较长，就基本上不演戏了。1949年，全国首届文代会开过以后，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演出《子弟兵和老百姓》，饰演日军司令官一角的贾六同志突然患病不能登台，因为胡可曾演过这个角色，便要他来顶替。这是胡可此生最后一次登台，算是他告别舞台的一次演出。后来便只有坐在台下看戏的份儿，尽管技痒，却没有机会再登台了。 
  
 四、《戎冠秀》做媒，与胡朋结连理 
  
 胡可和妻子胡朋相识于1939年初。在“抗敌剧社”整编以前，剧社没有女同志，剧中女角色全由男同志扮演。原本想到前方扛枪打仗的胡朋被分配到剧社做演员，这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她和胡可在随拥军模范戎冠秀回家采访的过程中朝夕相处，感情日渐深厚。1945年春节前，两人在剧社驻地河北省阜平县凹里村结婚。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胡可和胡朋一直聚少离多，直至晚年，他们才过起互相扶持的平淡而温馨的生活。 
  
 正生病发高烧 听见胡朋声音 
  
 1939年初，那时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一年半，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刚刚粉碎了日寇的八路围攻，军区机关转移到河北平山蛟潭庄一带。军区政治部驻扎在一个叫李家岸的小山村里，胡可所在的军区政治部宣传队在这里进行了整编。这次整编，剧社开始有了女演员，结束了男扮女装的历史。胡朋正是在这个时候从延安抗大八大队毕业，随邵式平校长率领的干部大队来到前方的。也许是由于沿途多次演戏宣传展现了她的演戏才能，到了军区政治部进行分配的时候，胡朋被分配到急需女演员的抗敌剧社。这次分配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她原来是想到前方扛枪打仗的，做演员出乎她的意料。胡朋来到剧社的时候，胡可正在生病发高烧，昏昏沉沉地躺在老乡的炕上。同志们在院子里排演独幕剧《电线杆子》，耳畔时时传来一个难得听到的北京口音的女声。同志们告诉他，扮演剧中老太太的是一个新调来的女同志，名字叫胡朋。那时剧社姓胡的只有胡可一人，新来的女同志姓胡，使胡可不免增添了一份亲切感，可惜昏沉中只闻其声未见其人。不久，胡可被担架抬到了一个小山村，那里是军区后方医院的驻地。那次他得的是重感冒，病房设在老乡家里，炕上躺着好几个病友。他出院时得知，剧社已随军区机关移驻到第三军分区的唐县一带。于是他和其他出院的病友一起，走出深山沟，晓行夜宿，赶到唐河岸边，找到了正在那一带巡回演出的抗敌剧社的同志们，并立刻投入到演出活动当中，当然也见到了胡朋。 
  
 当时，无论是胡可还是胡朋，都没有一见钟情的感觉，他们俩人的恋爱发生在共同度过了五年艰苦紧张的战斗生活，成为彼此十分熟悉的战友之后。 
  
 因采访戎冠秀朝夕相处 结为夫妻 
  
 1944年初，边区召开了盛大的“群英会”，拥军模范戎冠秀的感人事迹引起抗敌剧社同志们的极大兴趣，社领导当即决定以她的拥军事迹为内容编成戏剧，并确定由胡朋扮演戎冠秀一角。为了进一步熟悉人物和周围环境，剧社让胡可和胡朋陪伴戎冠秀回到她的家乡。当天，胡朋跟戎冠秀像母女般住在了一起，胡可开始了对戎冠秀一家和周围人们的紧张采访，并在小油灯下开始了《戎冠秀》剧本的创作。 
  
 胡可和胡朋朝夕相处，相互倾慕已非一日。在共同完成创作任务的过程中更有了表达感情的机会，开始互相袒露心迹，擦出了爱情的火花。在返回剧社的时候，他俩带回的不只是《戎冠秀》剧本的初稿，也带回了两人生命中极为宝贵的相互支撑的力量。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第七个年头，随着剧社成员年龄的增长，不许谈恋爱的禁令逐渐放宽以至解除。胡可与胡朋从相识到相恋，并肩战斗，经受了火与血的洗礼，从同志、挚友发展为恋人，于1945年春节前在剧社驻地河北省阜平县凹里村结婚。 
  
 战争年代，八路军的婚礼是很简单的，借老乡一间小屋，打扫一下，贴上个双喜字，把两个人的背包搬过来放在一起，就算是新房了。用来招待客人的，也只是些花生、红枣和当地产的枣酒罢了。不过，他们的婚礼还是很隆重的，剧社有四对恋人举行集体婚礼，由社长丁里做主婚人，致词勉励，而后由四对新人各出一个由男女角色组成的节目，胡可和胡朋出的是《小放牛》，大家在一起嬉笑起哄。除了剧社的同志们来贺喜之外，房东、领导、村干部和村里的男女青年、儿童也都到他们的“洞房”贺喜，使他们感到生活在群众中间的无比温暖。 
  
 关于胡可和胡朋的婚恋，若干年后曾有如下传闻：一说是拥军模范戎冠秀做的媒；一说是两人都姓胡，女的说“咱俩做朋友吧”，男的说“可以”，于是女的叫了胡朋，男的叫了胡可，此传闻带有戏说的性质，他们听了忍俊不禁。 
  
 三十多年聚少离多 晚年相互扶持 
  
 新中国成立前夕，抗敌剧社改编，并改名为华北军区政治部文艺工作团，剧社的一部分同志调往其他工作岗位。胡可被调到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创作组，从事专业创作，胡朋带着他们一岁的女儿和保姆调往长春东北电影制片厂做演员，从此夫妻开始两地分居的生活。之后的30多年间，胡可和胡朋的工作多有变动，始终不在一个单位，聚少离多，聚亦匆匆，别亦匆匆。就靠书信、电话互通信息，互致问候。直到他们离休之后，两人才过起互相扶持的平淡而温馨的生活，开始名副其实地安度晚年。除了读书、看报、写作、散步和接待来访之外，他俩每天的生活便是坐在一起聊天。共同经历的战斗生活、共同的老战友、不同岗位上的经历、各自接触到的人和事，有说不完的话题。 
  
 胡朋于2004年12月因病逝世，终年88岁。相伴60年的亲人挚友突然从身边消失，使胡可陷于极大的悲痛之中。回首过去，他们共同亲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胡可还亲历了抗美援朝战争，身经百战，出生入死，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谱写了一曲曲革命壮歌。建国后，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辛勤地忘我工作，在戏剧创作和电影表演艺术中取得非凡的成绩，赢得党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胡可被政府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话剧艺术家”称号和中国戏剧家协会授予的“终身成就奖”。胡朋荣获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授予的特别荣誉奖，并被广电部电影局评为“中华影星”。 
  
 五、深谙战争之苦，提起笔搞创作 
  
 在战争年代，胡可除了参加过剧社的一些集体创作之外，也写过一些宣传剧。尽管在战火年间，这些作品大都没有保存下来，但却锻炼了胡可从斗争生活中提炼题材的能力。新中国成立后，胡可开始正式发表作品，第一部发表的剧作为《战斗里成长》，胡可从鼓舞我军斗志、将革命进行到底着眼，努力展示人民军队的精神面貌。后应八一电影制片厂之约，胡可将其改编成同名电影搬上银幕。同时，该剧剧本被编入多部剧作选，还被译成多国文字出版。 
  
 开始创作生涯 原稿毁于战火 
  
 胡可开始发表作品是在建国以后，但学习写剧本却从1940年就开始了。 
  
 在战争年代，他除了参加过剧社的一些集体创作之外，也写过一些宣传剧。这些剧本，有的演出过，有的作为文化娱乐材料油印出来，供应了机关、连队和农村剧团的需要。这些作品大都没有保存下来，侥幸留存的只有少数几个，其中被别人知道的宣传俘虏政策的《喜相逢》，是相声形式的广场剧。 
  
 1940年，剧本的来源日渐困难，敌后根据地的斗争生活感染着他，在这种情况下，出于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他和剧社能动笔的同志都动起笔来了。他写的第一部戏，是根据真实事件写的独幕剧《五十九个殉难者》，描写望都县柳陀村五十九名群众被敌人杀害以后，他们的子弟决心为亲人报仇，组成“柳陀排”集体参军的故事。这部戏写得悲悲惨惨，没有演出，但是，从此胡可便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涯。他写的并被演出的第一部戏是三幕儿童剧《清明节》，是1942年为剧社的儿童演剧队编写的。故事是根据1941年他在部队体验生活时听到的一点敌占区儿童的生活情况，和敌人诱骗敌占区儿童到边区刺探我军情报的事件虚构而成。这部戏揭露了敌人的残暴，有不少动人之处，曾多次演出，也被兄弟剧社选用，并获得边区剧协的奖励。在战争年代，戏剧是作为斗争的武器来使用的。那时没有发表、出版这一说，演出算是发表，油印上几十份发给兄弟文艺团体和有关单位也就是出版了。《清明节》算是他的处女作了。从1942年秋到1945年三年间，他又创作了十多部话剧，其中有些剧还未来得及刻印，原稿便毁于战火。尽管没有留下来，却锻炼了他从斗争生活中提炼题材的能力，对他后来的创作是大有裨益的。 
  
 正式发表作品 始于新中国成立后 
  
 胡可正式发表作品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部发表的剧作为《战斗里成长》。 
  
 1948年，解放战争已经进行了两年，敌人的重点进攻已被粉碎，华北部队已经解放了石家庄，土改后的农民子弟踊跃参军，大批蒋军俘虏经过教育补充到部队。在这一形式下，军区政治部要求剧社写出有助于教育新战士和解放军战士的戏剧为部队演出。为此，胡可、胡朋等五名同志分别深入兵团体验生活，不久便写出了多幕话剧《生铁炼成钢》。剧本是分幕执笔，最后由胡可整理。因为时间紧，着急排演，又是分幕执笔，这部戏存在不少缺点。当时形势发展迅速，没有来得及修改。 
  
 1949年，胡可调离抗敌剧社，进入北平，任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创作员，开始对《生铁炼成钢》进行改写。在改写中，他没有只考虑教育战士，而是从鼓舞我军斗志、将革命进行到底着眼，努力做到展示人民军队的精神面貌。剧本于8月底脱稿，取名《战斗里成长》。随后送交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张致祥审阅。张部长说：“很好，可以先出版。”接着又把剧本送给丁玲同志，请她批评并介绍发表。 
  
 1950年初，《战斗里成长》在大华电影院预演，邀请在京的文艺界领导和专家观看指导，并召开了座谈会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到会发言的有田汉、曹禺、艾青、张庚、周巍峙以及各方面的知名人士。他们对该剧的创作演出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同时也指出某些不足之处。胡可根据意见对剧本做了必要的修改。当年2月21日，该剧作为新中国建立以后最早上演的创作剧目之一，在大华电影院正式公演。剧本发表在《人民文学》1950年第5期和第6期，并以单行本补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1956年，中央文化部主办了全国话剧观摩会演，该剧获得了创作、导演、演出各一等奖。后应八一电影制片厂之约，胡可将其改编成同名电影搬上银幕。剧本被编入多部剧作选，还被译成多国文字出版。 
  
 重访老部队 写出生动真实多幕剧 
  
 解放战争爆发后的1946年，我晋察冀野战军三纵队八旅二十三团一营在一次阻击战中坚守易县刘家沟村，抗击了敌美械部队3000余人的进攻，荣获“钢铁第一营”的称号。胡可同这个营的关系最为密切，1945年冬在绥远前线作战和1946年春夏在新保安驻防，他一直生活在这个营。胡可看了他们的报道后，于1947年初又重访了这支老部队。 
  
 胡可在该营待了半个月，官兵们向他讲述了战斗的经过和同志们在战斗中的英勇表现。听完之后，胡可有了一种强烈的责任感，觉得应该描写这次战斗，歌颂那些为人民的解放而流血牺牲的同志们。 
  
 1949年《战斗里成长》脱稿后，胡可便开始构思这个剧本。1950年写出了多幕剧《英雄的阵地》。写这个剧本没有受这次阻击战真实情况的限制，而是有意识地选择了其中一些人和事，抛弃了一些人和事，想象了一些可能发生的人和事。胡可深知，自然主义貌似忠实于现实，而实际上歪曲了现实，拘泥于偶然现象的真实，却对现实本质基本表现了不真实。该剧生动地表现了革命战争中的集体主义观念，突出我军英雄主义本质，同时也写出人民群众对革命战争的贡献。 
  
 《英雄的阵地》于1951年由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演出。此剧发表后，曾被几个军队文工团和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演出。该剧本当年以单行本出版，又先后收入胡可剧作集《战斗集》和《胡可剧作选》。 
  
 六、奔赴朝鲜战场，体验搜集素材 
  
 1952年春天，朝鲜战场上的战争已经打了一年多，为了反映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军民一起进行的这场艰苦卓绝的斗争，胡可和几位同志分头到部队体验生活。胡可了解得越多，就越感到反映军队新面貌的艰难。他亲身体验了残酷的战斗，从指挥机关到连队，从步兵到技术兵种，从前线到后方，熟悉了活跃在这场斗争中的各种人，然后用手中的笔饱蘸真情与激情，宣扬军人的精神风貌，反映他们的丰功伟绩，写出的作品，受到人们的一致好评，也吸引了军内外不少剧团、剧院争相排演。 
  
 克服“材料”诱惑 到部队体验生活 
  
 胡可于1952年春天赴朝鲜战场深入生活。那时，战争已经打了一年多，“一把炒面一把雪”的日子已经过去，整个战场的形势好转，敌我双方处于阵地对峙、边打边谈的状态。前边的部队已经住进了坑道，后勤供应、部队生活改善了许多。战争的规模虽然不大，却是地地道道的现代战争。 
  
 为了反映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军民一起进行的这场艰苦卓绝的斗争，华北军区的三个创作人员--杜烽、张志民、胡可，分头到志愿军的几支部队体验生活。 
  
 出发前的一个晚上，胡可和杜烽、张志民去见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聂荣臻同志。聂荣臻在百忙中对他们做了一次重要的讲话。他首先谈到朝鲜人民是英雄的人民，和朝鲜人民并肩作战，不但要反映我军的爱国主义，还要很好地反映在新的条件下我军的国际主义精神。他还介绍了朝鲜战场的形势和这场战争的特点，鼓励他们认真熟悉和反映这场现代战争。聂荣臻的话成为他们这次深入生活最好的指引。入朝后的第二天，胡可到了志愿军在西线的指挥机关，兵团杨得志司令员和李志民政委拉开地图专为他一个人讲述了西部战场的形势和面临的新局面新问题，使他受到很大的鼓舞。 
  
 随后，在兵团政治部，在胡可熟悉的几支部队里，他遇到不少在解放战争期间结识的同志，他们根据自己的体验，从各自专业的角度向胡可介绍了不少情况。胡可了解得越多，就越感到反映军队新面貌的艰难。尽管他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但当前这场现代战争，以及这场战争中的各个环节，许多都是胡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胡可觉得有必要从头学起，从起码的常识学起，他决心到作战部队中去生活。他到达某军时，正值部队换防，一个师从阵地上撤下来到二线休整，一个师开上去。撤下来的部队刚打过胜仗，涌现了许多英雄人物，这当然是采访的极好机会，胡可克服了“材料”对他的诱惑，要求跟接防的部队上去。 
  
 熟悉战场人和事 用文艺宣扬军人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胡可亲身体验了残酷的战斗，从指挥机关到连队，从步兵到技术兵种，从前线到后方，熟悉了活跃在这场战争中的各种人。 
  
 在连部坑道里，胡可和两个电话员睡在一起，每当敌人打炮，洞口的人们都躲进洞来的时候，他们就抓起钳子，冒着炮火跑出去查线，而电线每天都要打断几次。闲下来的时候，他们总喜欢给胡可讲几段战场上发生的故事。 
  
 测绘员小杨是一个不大爱说话甚至有些腼腆的年轻人，在团指挥所的坑道里绘制地图。因为没有立过功，小杨连家信也不好意思写，他争取来到前沿连队，是为了进一步查清无名高地后面敌人炮兵群的位置，在夜间秘密潜伏到距离敌人阵地一二百米的草棵子里，一动不动地待一整天，不用说蚊虫叮，就是被蛇咬、被流弹打伤，也不能动一下、喊一声。第二天，他胜利地完成任务。 
  
 在这段难忘的生活中，胡可认识了许多好同志。他参加了九连的支委会和战斗动员会，杨凤春是这个连队的当家人，这个朴实谦逊的年轻干部在会上代表全连宣誓：一定把红旗插上无名高地！最终，战争取得胜利，杨凤春同志却永远地离开了人世。在这些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祖国的安全、保卫世界和平的勇士们面前，胡可经受了感情的激荡，决心用文艺宣扬他们，反映他们的丰功伟绩。 
  
 胡可在朝鲜战场待了半年多的时间。回国后第二年，他写出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多幕剧《战线南移》，通过志愿军里的各种人物，回答了我军为什么必然能战胜强敌这个问题，同时也歌颂了从战争实践中锻炼出来的一代军人。这部戏写出后，受到人们的一致好评，军内外不少剧团、剧院进行了排演，我军总高级步校还从研究现代战争的角度演出和讨论了这部戏。 
  
 农村题材戏剧 赢得各界一致好评 
  
 在胡可创作的20多部剧作中，几乎全是描写部队生活的，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只有多幕剧《槐树庄》。 
  
 战争年代，胡可一直住在农村，并参加过减租和土地改革，对农村的各类人物和农村生活比较熟悉，建国后又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作过调查，为农村的变化感到欣喜，便酝酿着写一部农村题材的戏剧。为了向建国十周年献礼，于1958年秋天开始构思，1959年上半年脱稿。该剧以当年的土地改革和农村合作化运动为背景，而槐树庄这个地点和剧中的人物、事件都属于虚构。就拿剧中主人公郭大娘来说，也只是想依照“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的思想品质和言谈风貌来摹写，事件也并非全是戎冠秀的经历。 
  
 《槐树庄》剧本写出后，《剧本》杂志即联系发表，总政文化部领导看过彩排后，指示《解放军文艺》首先刊登，最后两个刊物协议同时发表。为庆祝建国十周年，解放军文艺社出版了这个剧本。此剧演出后得到观众和戏剧界的一致好评，一两年间评论文章近30篇，其中包括戏剧界前辈田汉、欧阳予倩、阳翰笙、张庚、陈白尘、黄佐临等的文章。后应八一电影制片厂之约，该剧又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影片发行放映期间，各大报刊都有评介文章刊载。该电影剧本获总政治部“优秀创作奖”，话剧和电影文学剧本获北京军区政治部“文艺作品奖”。1962年的国庆宴会上，周总理曾为军队的电影厂拍出这样一部好影片向罗瑞卿总参谋长敬酒，引起某些外国使节猜测，以为是祝贺中印边界反击战的胜利。 
  
 “文革”后，胡可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创作《槐树庄》的感受。他说，这是一部产生过影响却至今使他感到遗憾的作品，虽然写出了他熟悉的人物，也表现了那个时代的面貌，但限于认识能力，未能预见历史的曲折。 
  
 七、任职院长期间，建议保留军艺 
  
 在胡可的一生中，最使他郁闷痛苦、事后感到恐惧，并使他终生难忘的一段经历，是“文革”后期被“借调”到国务院文化组的那些日子。那时，任调演办公室主任的胡可全身心地投入到调演工作中，却经常忙些费力不讨好甚至受气挨批的事。于是，胡可下决心辞去这份工作，结束“借调”回到部队。1983年9月，胡可被任命为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任职期间，在胡可和院领导班子的努力下，军艺增设了文学系，在全军精简整编的大环境下得以保留。同时，胡可还承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的选编工作，完成《红军时期文艺史料选编》两册、《抗日战争时期文艺史料选编》四册。 
  
 借调文化组期间 经常出力不讨好 
  
 国务院文化组成立于20世纪70年代初，名义上是国务院的一个部门，实际上为“四人帮”所控制。文化组内有一个由文化组部分成员于会泳、浩亮、刘庆棠主持的“文艺创作领导小组”。平时，他们三人秉承江青的意图在一起议事，负责落实江青的指示。该小组设有办公室，称“创办”，其下属的艺术局简称“艺筹”。胡可被任命为“创办”主任和“艺筹”主任。 
  
 1974年，已是“文革”的第八个年头。由于“江青集团”的文化禁锢政策，国内的文化生活十分贫乏，群众早已怨声载道。“四人帮”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不得不作出繁荣文艺的姿态，决定以文化组的名义在全国范围分批举行文艺调演，以“艺筹”为主组成调演办公室，指定胡可任调演办公室主任。于是，胡可全身心地投入到调演工作中。完全没料到的是，第一批华北地区文艺调演竟出了个震惊全国的“《三上桃峰》事件”。事后胡可才觉悟到，江青他们举行调演是形式所迫，要搞调演就要纳入他们的轨道，制造些事端，以达到“抓阶级斗争”，反对“黑线回潮”的目的。胡可那时还谈不上自觉地加以抵制，但不够认真、不够主动那是确实的。因此，引起于会泳一伙的不满，责令胡可“联系实际，做出认真的检查”。几轮戏剧调演过后，中间插进一轮曲艺调演，又突发了一件“阶级斗争的大事”--“陶钝、李寿山事件”。这本是一件平常事，被人密报上去，引起于会泳的高度警觉，责令调演办公室追查。此事件胡可也受到牵连，先是遭大字报轰击，继而在会上被质问：“为什么不向大家传达领导对陶钝、李寿山事件的批示为什么隐瞒真相”同时责令他联系“《三上桃峰》事件”的教训，认真做检查。胡可作为名义上的调演办公室主任，忙些费力不讨好甚至受气挨批的事，不禁悲从中来。于是，他下决心辞去这份工作，结束“借调”回部队。 
  
 粉碎“四人帮”以后，胡可几次见到陶钝，交谈中陶钝常流露出某种歉意，在他看来，是他使胡可受到了牵连。而胡可则表示对不起陶钝，没有保护他。这充分表现了两位艺术家的高尚情操和宽广胸怀。 
  
 任院长期间 献言献策保留军艺 
  
 胡可于1983年9月被任命为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1986年6月离职。他任院长期间，除了处理日常事务外，对部队文艺、文化工作的发展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增设文学系。这是根据总政文化部部长刘白羽的建议作出的决定，由军艺具体落实。1983年10月筹备，经胡可等领导的两次造访，原昆明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老作家徐怀中担任系主任。文学系在徐怀中的主持下办得有声有色。文学系开课不久，在全军精简整编的大环境下，全军117所院校减至97所，军艺在撤销之列。1986年2月，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了落实编制的全军院校会议，胡可代表学院在会上作了带有申辩色彩的发言，讲了军艺应该保留的五点理由。接着，有五所军校的领导发了言，表示应该保留军艺。 
  
 承接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的选编工作，把建国以来散见于报刊的具有史料价值的回忆文章汇集起来，有重点地进行调查访问。胡可和其他几位院领导负责审稿并关注这一工作。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完成了《红军时期文艺史料选编》两册、《抗日战争时期文艺史料选编》四册。 
  
 本文部分内容和图片来源于《烽烟·戏剧·人生——胡可自述》 
    
 
 
    
 1995年，牛群拍摄的胡可和胡朋 
    
 
 
    
 1952年，作家代表团在朝鲜，左一为胡可，左三为巴金 
    
 
 
    
 1963年4月，《槐树庄》主创人员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